1978年冬天，成都的寒风刺骨，年长的邓华拎着厚重的作战笔记匆匆走进农机研究所。他气喘吁吁地对值班员说：“麻烦让开点，我得赶紧交资料。”值班员没想到，这位面色苍白的老人竟然是曾经的志愿军副司令员。当邓华急切叮嘱“文件别散，注意保存”时，旁边的老技师感慨道：“谁说他只是副省长？他那脚步，还是当年当司令时练出来的。”话音一落，大家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了十八年前——1960年，邓华被迫离开军旅，彻底告别了他半生的荣光。
故事得从1959年庐山会议说起。7月中旬，中央通知东北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前往开会，内容高度机密。邓华走向机场，登上了前往庐山的飞机，在起飞前，他对警卫员说：“把第三季度训练计划报表留下，回来再批。”他自信满满地以为很快就能返回，没想到这一飞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庐山会议期间，老战友彭德怀遭到了猛烈批判。邓华一直性格直率，看到这种情况，他当即站起身反驳：“如果连老彭都能被怀疑，那前线的指战员该怎么办？”会场一时鸦雀无声，连纸张的摩擦声都能听见。几天后，邓华被要求做自我检查，交代“政治态度问题”。然而，风头已变，邓华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，最后，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都被暂停了。
展开剩余76%那时，李玉芝深感不安，整夜无法入眠。她焦急地等待着邓华的消息。家里只有孩子们在北京上学，空荡荡的房子让她感到孤单。直到十一月初，组织部门的工作人员来通知她，邓华需要转业到地方工作，具体的分配方案稍后再定。李玉芝一句话也没说，手中的茶杯跌落在地，发出一声脆响。几天后，邓华回到北京，他看起来疲惫不堪，但眼里没有泪水。他只是把那件厚重的军装大衣摔在桌上：“玉芝，把所有军装送去染坊，统统染黑！”
两天两夜不吃不喝，他盯着那堆染黑的军装，声音沙哑地说道：“从此永远脱离部队。”他的警卫员听了心里发麻，这位曾在上甘岭英勇作战、凯旋归来的将军，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与过去告别。他所割舍的，既是战场，也是那份理想。
1960年2月，列车穿行在覆盖着积雪的秦岭，邓华坐在硬座车厢内，翻阅着四川平原的农机资料。到达重庆北站时，西南局的第一书记李井泉直接找他谈话：“副省长分管农机，必须尽快开始调研。”邓华苦笑了一下：“我没接触过拖拉机，怕耽误事。”李井泉摆摆手：“你指挥过几十万大军，几千台机器算什么？”于是，曾经的纵队司令就这样接受了全省农机化的工作任务。
虽然对农业机械毫无经验，邓华干脆从头学起。五月，在眉山的试验田上，烈日灼烤着大地，他卷起裤腿，和农民一起推着手扶拖拉机。有人劝他保重身体，不要逞强：“少管点闲事。”邓华一笑，回应道：“枪栓生锈了就废了，人也是。”不到半年，他就走遍了150多个县；每天晚上住在乡镇社办的招待所，煤油灯下记录数据。那时，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：“机器产在工厂，用在田间，不向农民工人学习就干不好。”这句话后来成了四川省农机局墙上的警示标语。
1970年代初，邓华的肺气肿病情加重，上两层楼都需要停几次才能喘过气来。然而，他依旧迷恋复盘海南岛登陆战的历史。警卫员劝他别再亲自去现场：“您看资料就行，别再跑那么远了。”邓华摇摇头：“纸上的地图毕竟不是真实的，打仗时，纸是会骗人的。”有一次，山路陡峭，大家想抬他上去，他坚决拒绝，坚持一步一步自己走，结果鞋跟磨破了，脚后跟全是血。尽管气喘吁吁，他却笑着说：“上甘岭那几年，子弹都没收我学地形的权利。”
1978年，病情略有好转后，邓华将自己整理的上万字战役总结交给了总参谋部，其中包括海南岛作战的经验、火力配置图和登陆潮汐时间表，细致入微。旁听的年轻参谋低声讨论：“老首长到底是副省长还是元帅？”有人答道：“他是兵，也是民；是将，更是党的人。”这句话传开后，邓华听到了，笑着咳嗽：“说得好——人只要还活着，就得为人民服务。”
1980年初春，邓华随工作组从成都前往北京。在上海中转时，他突然发生急性呼吸衰竭，被紧急送进医院。昏迷前，他断断续续地捏着旁人手，模糊地说：“笔……把我那本《海南岛攻防》……改好……交上去。”护士没听清，李玉芝凑近耳边答道：“放心，都在。”邓华的脸色逐渐苍白，终于闭上了眼睛。3月25日清晨，他的心跳停止，永远定格在69岁。
邓华去世的消息传到四川，郫县农机站的老工人们立刻做了一条黑纱横幅，上面简简单单写着六个字：“黑衣亦是军装。”没有华丽的告别，没有长篇的辞章，大家心中明白，1960年他将军装染黑时，虽然换了衣服，但那份军人心永远没变。无论他穿什么衣服，心中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始终如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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